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yè)路76號)舉行。由于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國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只游船上進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3人，代表著全黨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出席會議并致辭。大會的主要任務有三項：制定黨的綱領，制定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黨中央機構。其中，制定黨的綱領是頭等重要的任務。會議開始后，先用兩天的時間集中研究了綱領問題，討論了當時政治形勢以及黨的政治任務和組織問題等。大會推選董必武、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綱領和計劃起草委員會。經過數天的討論，于大會的最后一天在浙江嘉興南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黨的一大綱領的產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空前深重。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經過太平天國運動、維新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些斗爭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又一次次地歸于失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事實表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zhàn)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期待著新的社會力量尋找先進理論，以開創(chuàng)救國救民的道路。①

　?、俳瓭擅裨趹c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917年和1919年，俄國和中國發(fā)生了兩件大事，這就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先進理論，使得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在認識到必須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同時，也認識到必須建立一個按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式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的社會力量嶄露頭角，同時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為新思想新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道路。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經過艱苦的努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特別是接受了列寧建黨學說的基本原則。黨的一大以前，全國各地成立了許多共產主義小組，許多共產主義者圍繞建黨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黨為榜樣來建黨這個問題上，基本上達成了共識。這為黨的一大制定和通過的綱領奠定了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1921年7月，黨的一大的召開和這次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2.黨的一大綱領凝結著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集體智慧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之初，我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就開始醞釀、籌劃、起草和研討黨綱、黨章。李大釗、陳獨秀、李達、蔡和森、鄧中夏、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對黨的一大綱領的形成做出過貢獻。

　　這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要建立黨組織首先就要有一個正式的組織章程。而要制定這樣一個章程，就必須在黨的性質和建黨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統(tǒng)一思想，并在實踐中通過逐漸積累經驗而不斷修改和完善。為此，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注重傳播唯物史觀。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首先介紹了唯物史觀，后來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認為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李達則通過翻譯和論著來介紹和闡釋唯物史觀。蔡和森在與毛澤東探討建黨指導思想時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毛澤東贊同他的觀點，并明確提出“唯物史觀為吾黨哲學的根據”，并強調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立起了，大家才有所趨赴。

　　與此同時，圍繞著制定黨的一大綱領問題，在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及其成員之間曾產生過意見分歧和觀點爭論。蔡和森在1920年8月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主張：黨的組織為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必如此才能養(yǎng)成少數極覺悟有組織的分子，適應戰(zhàn)爭時代及擔負偌大的改造事業(yè)①。毛澤東在回信中說蔡和森的看法見地極當，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的一大前夕，陳獨秀也就建黨原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主張黨絕對命令黨員，黨員應當信仰共產主義，黨應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黨員要服從紀律，確定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權制。1920年11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制定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宣言》，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和任務，并以此作為衡量人們對宣言的態(tài)度，作為接收新黨員的標準。同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討論黨綱時，卻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因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而退出了小組。1921年初，廣東的共產主義小組也發(fā)生過類似的情況。嚴酷的斗爭實踐表明，是否承認黨綱，特別是是否贊同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根本區(qū)別。為了在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形成共識，李達和蔡和森等人還通過《共產黨》月刊等刊物，系統(tǒng)介紹和宣傳列寧的建黨學說，介紹俄國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建黨經驗，使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進一步了解共產黨的性質、組織結構和基本特點，使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更加明確。

　?、佟恫毯蜕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52頁。

　　這些情況表明，在黨的一大綱領正式提出之前，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都在思考和探討制定黨的綱領的一些重要原則，在分歧和矛盾的爭論過程中，逐漸統(tǒng)一了思想——共產黨應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有嚴密組織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而為黨的一大綱領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